郎咸平呼吁中国政府改革人吃人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

　　原籍山东，一九五六年在台湾出生的郎咸平，一九八六年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，之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等多所学府任教，一九九四年移居香港，担任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。二零零一年起，他开始研究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，并经常在中国的大学和媒体发表评论，郎咸平曾点名批评格林柯尔、科龙等几家较大规模的转型国有企业产权流失严重，导致中小股民利益受损等问题，并倡导建立一套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，他的言论在大陆引起巨大反响，网路上更得到不少网民支持，称他为“郎监管”。 
　　
　　去年二月，郎咸平原本在上海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的评论节目《财经郎闲评》突然停播，多个支持他的网站亦被查封，他相信是由于他在节目内批评中国的贪腐问题，及揭露上海社保基金遭违规使用的情况。自此郎咸平沉寂多个月，直至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雨去年九月因涉嫌贪污被中央免职及审查，郎咸平再度公开发表评论，提出更宏观的改革建议。 
　　
　　郎咸平在香港的首次公开演说中，批评中国廿多年来，单一发展经济的改革方式是错误的，令到改革成本由全民负担，但改革带来的庞大收益则落入少数官员和企业手上，中国正经历欧洲在工业革命后贫富悬殊的惨痛教训，下一阶段的改革方向，应该以“公平为先，效率次之”。西方国家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冲击，早已经发展成追求均富公平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，而邓小平当年在社会主义的环境中提出“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，其背后的原则应该是“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”，可惜中国政府一直缺乏实际有效措施来达到这个目的。只求效率市场化的改革使得著名的企业几乎无一漏网，都是盗窃国有资产，把失业的国企工人推向社会；而医疗改革市场化，令大部份老百姓看不起病；教育改革市场化，令穷家子弟往往因财力不足而失去升学机会。 
　　
　　郎咸平表示：中国政府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认识太过肤浅，不知道背后的成功原因，经济方面，以为大规模引入外国企业、让人民币汇率浮动等措施，就是国际化。以零售业为例，正由于法制化的缺失，导致不少跨国零售巨头在中国市场上采用“零售倾销”，即是以不赚钱的方式实现迅速扩张，几年后中国本土的零售业便会失去竞争力。此外，中国不应该推行浮动汇率，因为中国尚未有外汇操作的高手，为什么美国、日本、欧洲可以搞浮动汇率，因为他们的公司都有外汇对冲机制，而中国的公司却不懂，所有的风险由中国的企业家来承担，这是既危险又不公平。 
　　
　　郎咸平指出：中共在四九年掌政后，对宗教和农村社会的破坏，也是导致现今中国人道德沦亡，为求致富不择手段的原因之一。古人说“抬头三尺有神明”，中国这一代人却是五千年来最不敬鬼神的一代，像制造假奶粉等极恶劣的行为都有人做出。此外，土地改革将地主阶层一扫而空，但是地主阶层，也就是以前的乡绅，在中国文化中是礼教的维护者。以往封建时期的修桥、铺路、建学校、建庙宇都是他们负责，当中大部分都是致力积德行善，而非中共单方面描述的剥削形像。可是地主阶级不分好坏地全部清除，其结果却使得广大农民不知何为礼教。当一个民族大部分人都不知廉耻，一切向钱看而无所畏惧，会十分可怕。 
　　
　　郎咸平说：中国的贪污腐败问题已经连中国的粮食价格亦受到影响，如果中国政府不决心打击贪污腐败，基层人民生活势将进一步受到击冲。去年秋天中国粮食丰富，可是粮食价格不跌反升，全国大中城市面粉价格涨幅超过百分之十，食用油的价格涨幅更超过百分之二十，这个奇怪现象的深层次原因，乃是腐败势力为牟求私利而人为抬高粮食价格，然后用公帑投资到房地产等可以赚快钱的项目去，政府要透过发行钞票的方法来解决财政开支，以致国家经济出现结构性危机，而粮油的大幅涨价，就意味著储蓄资产相应贬值，通货膨胀恶性出现，比起高房价更有杀伤力。 
　　
　　郎咸平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浮躁、爱取巧、缺乏自律，这种民族性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阻力，因此在现阶段，由一批开明精英组成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推行法治制度，会较适合中国的国情。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，一旦地方分权，地方官员和商界便会互相勾结，为著地方的利益无恶不作，令老百姓的情况更悲惨，上海的陈粮雨案便是很好的例子。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，先由中央推动法制建设，树立法治精神，有了这样的准备功夫，之后再进行其他政治经济改革，会更为有效。 
　　
　　郎咸平在结束演讲之前，问在座的一百多名听众，究意想留给下一代什么东西，是否一个堕落社会、一个腐败的体制呢？中国的未来是每一个中国人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。